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我国财政部门的财政活动影响商业银行信贷的制度基础，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是财政部门的财政活动影响商业银行信贷的渠道。
我国从二零零一年开始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核心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通过国库单一账户来管理财政资金，能够将国库内的财政资金“隔离”在货币流通体系之外，其与商业银行中的一般性存款账户内的资金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国库具有“蓄水池”的特性，能够将国库内的财政资金与流通体系中的货币相隔离，因此，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调整“蓄水池”规模，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从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为政府的财政活动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提供了制度基础。
当财政部门进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还是国库现金管理活动，都将影响国库“蓄水池”内的资金规模，通过对于市场进行“抽水”、“放水”，能够影响货币流通体系中的货币规模，进而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当政府组织财政收入时，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内的财政资金增加时，货币流通体系内的货币总量将会同等规模减少，货币流通规模降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也将受到影响；
当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时，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内的财政资金减少时，货币流通体内将会增加相同规模的货币量，进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当财政部门决定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时，国库内资金转存为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增加了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最终使得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受到影响。
第二，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活动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体系内的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规模，进而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信贷规模。在现实的财政实践中，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并不改变政府部门资产数量，只是改变所持有的资产结构，通过将政府存款转存为国库定期存款，增加了商业银行体系内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规模，进而影响了整体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
政府的国库现金管理活动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国库现金管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机制为：当政府进行国库现金管理时，一部分非流通体系内的政府存款，直接转存至商业银行账户内，成为一般性的国库的定期存款，货币流通体系内资金规模增加，商业银行可贷资金规模增加，最后导致整体信贷规模增加。
第三，我国财政收支、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对于不一样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将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在实证研究时，将商业银行样本区分为国有、别的类型商业银行，研究之后发现财政收入通过减少国有、别的类型商业银行体系内的一般性存款规模，由此减少商业银行整体的信贷规模；财政支出则是通过增加国有、别的类型商业银行体系内的一般性存款规模，来增加商业银行整体的信贷规模。
在上文情况概括的基础上，提出以下五点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虽然我国政府格外的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相关问题，并且自二零零二年以来，多次在重要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意义，最终建立了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
但是，依据相关研究也发现，我国政府在进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时，都将对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货币流通规模等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该逐步加强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顶层设计层面，由国务院牵头建立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定期举办多部门负责人相关会议，促进财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逐步加强部门协作机制，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内生联系。
在货币政策方面转型，应该优化货币政策中间变量选择，着力培养更加市场化的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或利率走廊，综合运用货币数量、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实现我国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从而能够更好地配合财政政策，为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做出自身贡献。
第二，丰富国库现金管理的政策工具。本篇论文的研究表明，我国政府在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时，也将对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产生一定的影响。虽然在有关政策文本中明文规定，能够正常的使用买回国债、国债回购和逆回购等方式来进行国库现金管理，但是当前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活动还是以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为主，其他管理方式还未真正进行落实与使用。
认为目前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方式较为单一，通过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方式，将会直接、完全地影响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对于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行为造成影响。我国政府能够尝试丰富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方式，尤其是尝试国债回购、逆回购等业务。
现阶段，我国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在国债逆回购等业务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随着我们国家债券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我国政府能够尝试直接在长期资金市场上完成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从而避免直接对于商业银行资金、信贷行为造成影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缓解政府的财政行为对于货币政策目标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重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异质性影响。我国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要格外注意政策对于不一样经济主体所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只有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关注了不一样经济主体对于政策的差异性反应，才能够使得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效果。
具体来看，的研究发现，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国库现金管理对于不一样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影响并不相同，其中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可以通过促进别的类型商业银行的国库现金管理定期存款规模，从而增加另外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但是，国库现金管理活动对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未能产生显著影响。
所以，政府在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时，应该最大限度地考虑财政活动对于信贷规模的财政乘数效应，如若想扩大信贷规模，则可优先考虑将指标倾向于别的类型的商业银行，而如若希望可以较好地控制信贷规模的扩张，则可以在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时，将较大部分国库现金管理额度放置在国有商业银行之中，通过考察政策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可以使得我国财政部门在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活动这个重要、必要的财政活动时，能够更好地配合与协调货币政策，使得财政、货币政策服务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第四，重视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根据的相关研究发现，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财政部门能够相对独立地通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国库现金管理活动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以上调控渠道都是我国有关规定法律所赋予的政治权力，不受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所影响的。
另一方面，可能使得在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难以有效协调不同政策之间的影响，使得货币政策无法有效实现政策目标，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有效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无论是政策制定还是学术研究，都应该格外的重视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的客观存在。
我国财政学学者，应当在财政-央行“双主体”货币调控框架体系下进行财政、金融等话题学术研究，进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财政学基础理论，使得我国财政学研究具有解释力与预测力，为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我国财政金融体系建设提供理论指导。
第五，充分的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本篇博士撰写过程中，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各国经济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希望能够通过货币超发等方式来刺激经济，例如美联储在实行“零利率”政策之后，还实行了高达12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我国政府也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抗击疫情，促进经济复苏。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将会使得我国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可能面临滞胀风险。
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必须积极地推进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立和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积极构建新时代背景下的国家资源配置方式，重新思考、完善和设计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协作调控体系，从而为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经济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制度保障。希望的初步探索，能够为我国的有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